也许是“动物凶猛”，因此在王朔出场之前，先给他戴上“嚼子”，免得他乱咬乱攀。这是读了《无知者无畏》编者序后的第一个印象。如此作序，使人产生许多疑惑与联想。
这篇“序”的写作颇有水平，也颇有心计。在肯定了王朔的批评精神之后，编者的笔锋一转，指出王朔“那振振有词又不容置疑的论说之中，含有相当的以己度人的成见和以偏概全的偏见，有的简直就走向了歪理。因而也应当指出，在王朔的以直率见长的批评文章中，论述不无草率之处，结论不无轻率之处。”于是编者谆谆告诫：“读者诸君，务请明察”。
笔者生性胆小，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窥探“猛兽”的姿态去接近王朔这本新作。拜读之后不禁失笑，其中既没有杀人放火、拐卖妇女、贩黄贩毒的教唆，也没有半点西门庆式的诲淫诲盗，那么叫我们提防什么？又明察什么呢？细看之后，无非是对老舍先生和若干文坛大腕们的几句微词，虽然有些用语迹近刻薄，但决非诽谤。如果一味温良恭俭让，那还是王朔吗？对任何作家和作品，读者都有权进行评说，一位作家评论另一个或一群作家，也属正常，至于说得对不对，应由读者去分辨，何劳编者事先设防和指点呢？事实上古今中外一些著名作家若论及“私德”，恐怕都难说是完人，即使如培根，王尔德，高尔基，徐志摩等等，都有可议之处。读者见到这类议论都感到正常，因为他们究竟大节不亏，且文采风流，这就够了。从未见过在这类大作家文集之前，要由编者写序让读者小心，那么对王朔的言论又何必事先设防呢？
笔者以为，在编者、作者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弄明白。编者不是裁判，不是书评家，更不必充作读者的代言人。编者的社会责任在于精选、精编最能代表作者水平的文稿，使之达到出版的水平，同时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审阅文稿，向社会负责。此外不必把作者的责任拉到自己身上，更不必把读者的权利也兼并了。即使编者是一流高手也不必写告诫读者“明察”的序言，可以另发高论，写一篇书评不迟。把读者当阿斗或者仅仅当作受教育的对象，这是不尊重读者的表现，也很难使读书界思想活跃起来。
用序言（有作者自序的，也有编者作序的）作为导读的一种形式，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。较早的似乎出现在某一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上，由于特殊的原因，序言里的“阶段斗争说”曾经主宰了红学界几十年。六十年代，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，我国若干种翻译作品（大多为政治读物）都加了倾向强烈的序言。这在当时也许都是必要的，但效果如何，殊难评说。时至今日，序言究竟如何写法，编者在其中应扮演什么角色？似乎值得思考。
斗胆提出一个问题：在符合《宪法》和法律的前提下，能不能提倡一下“序的解放”？还读者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如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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